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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明珂著

2020-03-29 19:15:27 游戏评测

台湾历史学家王明珂《羌在汉藏之间》大陆出版解读羌民几千年生存繁衍的状态,王明珂/著,中华书局,2008年6月

  近日,台湾学者、历史学家王明珂的倾情力作《羌在汉藏之间》在大陆出版,这部羌族文化研究作品集十几年田野考察经验,解读羌民几千年生存繁衍的状态,在台湾学术界引起一致好评,在去年年初,进入了中华书局的出版流程。然而,就在即将付印的时候,“5·12”汶川地震发生了。因此书末便多了一篇沉痛的追记:“受灾最严重的汶川﹑北川,正是我多年来无数次进行田野考察的地区,希望能对救灾有所帮助。然而,我的绵薄之力,无法阻止惨剧的发生和延续。对我而言,如此熟悉的地方、亲近的民众,遭到自然灾害如此摧残而我竟无能为力,是最让我为‘学术’与‘学者’感到可悲的。”  “十几年前我初入羌族地区时,一回与羌族朋友们在汶川聚饮,酒酣耳热之际,我突发豪语:‘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羌族!’换来羌族朋友们热切回应:‘大家为羌族干杯!’这几天,这样的声音时时在耳边响起。哀恸之际,不能尽言……”在地震的最初几天,灾区的老友失去音信,《羌在汉藏之间》在大陆出版加剧了王明珂的悲痛,但同时寄望这本对川西羌族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书,能让世人多了解羌族。汶川地震之后,很多人才惊觉还没来得及对羌族文化进行系统整理,因此这本书又成了些许慰藉。 

  王明珂在哈佛大学念博士的时候,修的是人类学的课程,1994年,他第一次踏入羌族地区,1995年,他开始正式到羌族地区作研究。“我从多声的历史角度去作研究。历史不是只有一种声音,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羌族地区做研究的时候,不像传统的人类学家那样呆在一个所谓最典型的羌族村子,我要跑很多地方,听不同的故事,观察不同的文化。”他说。

  在当地,他得到了很多羌族朋友的帮助,与他志同道合,结伴而行。“上世纪90年代初,羌族知识分子有一个团队,有的是学校的老师,有的是地方志的研究人员,他们都对羌族文化的保存、采集非常感兴趣,我们就变成了工作伙伴。”在这种情形之下,他的接触面也逐渐拓宽。不过,穷山僻野里的艰辛可想而知。“我们常常要从一条沟到另一条沟去,现在的走法就是从沟里走出来到沟口,到岷江的大道上,然后打个车到下一个沟口再进去,有时候要花上一天多,也不容易找到车。而羌族人爬山爬惯了,他们说不用这么麻烦,翻山过去,半天就行了。所以我好几次都‘上了当’。他们一提议我就说好,就翻过去吧。但是越过梁子真的是要十几个小时,非常辛苦。”他笑着说起当初的艰辛,“但现在回想起来,我们很多的感情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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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对王明珂来说,田野研究的另一个需要克服的“困难”是,常常要与热情的羌族人喝白酒。他的羌族朋友有些学生在村寨里当乡小老师,对到访的老师很尊重,每次必喝白酒才尽兴。“有时候早餐就开始喝,而且你在这里吃早餐,常常他们的学生就在旁边等,等你吃完了把你拉到下一家去,吃第二顿早餐,又要喝酒,不喝不行。”当然,访谈也在喝酒的过程中顺理成章地完成了,可以毫无阻隔地与羌族人聊当地的生活、文化,听他们讲当地的故事。

  他刚去羌族地区的时候,大部分的村子用当地最土的水利方式发电。但艰苦之外,也可以看到村里人的团结、和睦。如果有一户人家办喜事,到了晚上,其他人家都会关掉自家的电,这样那户人家的电就比较亮。“电灯光亮很差的时候,他们也会互相开玩笑。比如,到别人家里去,看到灯光很暗,就说,你们家上面怎么挂了个‘红辣椒’?”他说,“这些被当成奇闻轶事的过去,现在讲起来都是蛮令人伤心的。但是我们真的有很多很美好的过去,让人非常感动。” 

  汶川地震后记挂羌民再度进川

  在赴北京的上一周,王明珂再次去了四川,除了那里尚有未竟的研究,他更是记挂还在蒙难的羌族朋友,甚至想给他们送去震前帮他们拍下的婚礼照片。然而大地震之后的四川余震连连,“我在成都托人去买车票,正好又有余震,那位朋友告诉我还是别去了,所以最终没能成行。”

  见到记者,他还是不忘提到灾民的生活前景,也有很多个人的好提议。他说,为了抵抗长江上游的水土流失,自1999年当地实行废耕还林,这是比较消极的做法,地震之后,好多山坡都松动了,现在更要有一些积极的作为,可以让这些在山里的羌族做植林护土的工作,又可以解决不愿意迁村的人的生计问题。“这个地方是个分裂带,但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讲,又是一个植物、矿物、生物多元化的地带,在全世界来讲都非常罕见,哈佛大学的植物学家在十九世纪末就注意到这个地方的植物多元性,在这里收集了很多植物标本。所以这个地方很适宜变成一个自然生态与人文的保护区。当然所有这些都不应该是强制性的。”

  对话王明珂:羌族对中华民族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

  广州日报记者:边缘的羌族文化为何让您如此着迷?

  王明珂:学术上有时候会有一种刻板的印象,好像一个民族只有一种典范文化。但我不这样认为。我认为,所有的文化都是在一个过程里面,我在羌族文化中看到非常珍贵的历史过程,以及所造成的文化现象,给我们很多启示。譬如说他们的碉楼、村寨的形式,都是过去的累积。好好地去了解这些村寨、碉楼所代表的意义,能够让我们更珍惜现在。那些房子建在险要的山上,紧紧地聚在一起,窗户很小,其实是外面开口小、里面开口大的喇叭状,这是因为他们想得到更多的阳光,又有点恐惧,要保护自己,最终变成这样。碉楼更是防卫的工具。所有这些告诉我们过去他们的村寨生活,资源竞争之下,人群与人群之间的暴力、恐惧。

  广州日报记者:您的新作是一部羌族民族志,也讲了许多羌族与汉族、藏族之间互动的故事,您如何看待羌族族群身份的认同?

  王明珂:以农耕为主的华夏人称西方牧羊人为“羌”,他们有一个逐渐汉化的过程,又有一个部分藏化的过程。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讲,古老羌族的血液分散到了汉和藏,这对于我们去恢复这段历史,体认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。费孝通先生说过,中国历史上,羌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民族,一直在牺牲自己,用其血液来壮大别人。在地震之后我再想起费先生这句话,感受更深。

  广州日报记者:各民族根深蒂固的认同感,给我们现代人什么启示?

  王明珂:对羌族来讲,主观的民族认同是在近代才慢慢形成的。因为之前这些地方资源非常匮乏,造成小山沟彼此封闭,对外面的人非常防范。一个沟有一个沟的各自特点,但汉化和藏化的历程在那里还是有迹可寻,越靠近西方、北方的羌族,越像藏族,越靠近东方、南方的羌族,则越像汉族。汉、藏之间有个模糊的边缘,就是“羌”,羌族对于近代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我们不要以为一个民族就是一种文化,在历史进程中,它就像一个千变万化的光谱一样。

  广州日报记者:您在谈到“羌”的时候,常提到“边缘”这样的字眼,如何去理解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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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王明珂:在汉族中,有羌族是炎帝后代的传说。在吐蕃(古藏人)的概念里,羌人住的地方叫“康”,也就是边区的意思。约自十二三世纪开始藏文书中出现所有吐蕃人皆出于“六兄弟”的故事,说是其中两个弟弟被驱逐到与大国(指中原王朝)接壤的地方,成为那儿原始部落人群的祖先。从这两个“历史”,可看出汉、藏都把这儿的人当作本民族的一部分,又视之为本民族的边缘。

  广州日报记者:羌族人如何自我描述?

  王明珂:羌族没有文字,主要靠口口相传。但我在每一条沟几乎都可以搜集到“兄弟故事”,它们有着类似的故事模式:如果一条沟里有三个寨子,当地人会告诉你,从前有三个兄弟,他们在这里建了三个寨子;如果问他五条沟是怎么来的,他会告诉你从前有五个兄弟……甚至到上世纪80年代,羌族的知识分子在解释阿坝白沟的历史时,也用了九个兄弟的故事。我后来了解到,这是一种古老历史的建构方式,也是一种历史心性。历史起源于“兄弟”,被疑为政治话语的“兄弟民族”其实有着很深沉的含义。

  广州日报记者:口传毕竟是脆弱的,您如何看待羌族文化的传承?很多人担心羌族文化的未来,您担忧吗?

  王明珂:地震之后,我也会有一些担忧,但只要文化认同仍然存在,很快将会恢复起来。对北川、汶川而言,大禹文化是他们非常自豪的。

  广州日报记者:民族文化保护的问题在地震之后更为凸显,您认为我们应吸取什么教训?

  王明珂:民族文化保护应该多元,带着比较开放的态度,而不是作一种典范文化的想象或架构。因为在一种典范文化的想象之下,你保护了一些东西,同时又失去了边缘的文化。有的人会认为,某个民族的稻草房最适合当地的生态环境,因此要保护那样的文化。这是很荒谬的想法,人家为什么不能享受一些比较现代的设施?

  广州日报记者:有些专家认为这个地方并不适合人类居住,应该外迁,您认为可行吗?

  王明珂:我并不太同意这样的观点,一个地方适不适合人居住,不完全有一个客观的标准,还要看当地住民的主观感受。在大地震之前,这个地方本来就不是一个世外桃源,但他们为什么世世代代住在这里?他们的经济学不是追求最大的利益,而是追求最小的风险。外迁对他们来讲,会觉得整个生命掌握不住了。

  (实习编辑:项雷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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